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犹如春雷唤醒神州大地，标志着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觉醒。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具有深远意义的中央工作会议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计划讨论经济方面的问题，没有涉及真理标准讨论等大是大非问题以及党内外普遍关注的冤假错案平反问题。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明确提出，首先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天安门事件”和一些重大冤假错案进行平反；要在真理标准问题上进行讨论，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些呼声得到了与会者的积极响应，由此改变了会议原定的议程和内容。

这次会议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一致同意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和历史遗留的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平反，重新评价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充分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人事问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人选的建议。会议还对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必要性、紧迫性和方法途径等进行了深入讨论。

12月13日，在会议闭幕式上 [1]，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他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充分肯定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意义，指出这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他特别指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他强调，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邓小平指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示范力量，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较快地富裕起来。

邓小平的讲话，把准了社会变革的脉搏，回应了时代的呼声，在隆冬时节给人们带来了春天的期盼。这篇讲话，实际上是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瑞雪兆丰年，飞雪迎春到。1978年12月18日，在北京罕见的大雪天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给严冬带来了春天的讯息，奏响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春之序曲。

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决定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为适应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要求，全会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必须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针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的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全会提出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权力，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以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全会要求，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并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切实保护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较大幅度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农用工业品价格；积极发展农村社队工副业。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全会明确，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全会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决定撤销1976年发出的有关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指出这是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表现。

全会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保证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全会总结和吸取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指出对于违犯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从组织上加强了中央领导机构，保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序幕。自那时起，改革成为时代强音，开放成为时代潮流，中国人用勤劳与智慧完成了一场场激动人心的精彩叙事，有着古老文明的中华大地开始呈现一派盎然生机。

注释：

[1]闭幕会后，由于要学习和讨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会议又接着开了两天。各组对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位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一致表示拥护，对这次会议的民主气氛和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表示充分的肯定，并对之后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12月15日，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圆满结束。

本文来自《改革开放简史》第8-13页